[足球模拟器]脚球男的人生（们）（足球同人）——这个班一定得上吗

    “我说‘没有’。他说‘哦’。然后他去吃早饭了。”

    “那件事我再也没有提起过。”

    本报问艾琳，她是否曾觉得阿尔菲不快乐。她沉默了很久。

    “他的笑容很少。但我知道他在高兴的时候，他会走得快一些。他训练回来，如果走得特别快，说明今天踢得不错。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‘我今天踢得很好’，但我能从他的步伐里看出来。”

    “那后来他去了多特蒙德、去了尤文图斯、去踢世界杯——你有在电视上看他吗？”

    “看。”艾琳的声音第一次抖了一下。“但我不看直播。太紧张。都是隔天看重播。他进球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结果了，所以我能安心看。”

    “那你有没有告诉过他？”

    “没有。他太忙了。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还在看着他。他是大人了。大人不需要别人一直看着他。”

    她停了一下，然后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但他永远是我的孩子。”

    采访结束时，本报记者注意到厨房桌上放着一份皱巴巴的报纸——是几天前的《米兰体育报》，一版翻开的，上面是阿尔菲在尤文图斯进球后的照片。报纸边缘被反复摩挲过，起了毛边。

    艾琳没有承认那是她看的。

    但她也没有否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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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6.《金球在床头，泡面在桌上》

    《太阳报》

    巴黎，夏特莱剧院。金球奖颁奖典礼。

    阿尔菲·贝克汉姆穿着深蓝色西装，白色衬衫，没有打领带。他走上台，接过那座金色的奖杯，全场起立鼓掌。他在话筒前站了三秒钟，然后说了三句话。

    “谢谢。谢谢我的队友，谢谢教练。谢谢艾琳。”

    全场再次鼓掌。

    他没有提父母。

    本报独家获悉，颁奖典礼结束后，阿尔菲·贝克汉姆没有参加任何官方庆功宴，没有出席派对，没有接受任何独家专访。他在后台逗留了大概二十分钟，和一个工作人员聊了几句天气，然后从侧门离开了剧院。

    一个参加典礼的嘉宾向本报描述了当晚的细节：“我看到大卫和维多利亚坐在第三排。阿尔菲说‘谢谢艾琳’的时候，大卫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没有动。维多利亚抿了一下嘴唇。他们鼓掌了，但他们的表情——那种表情我形容不出来。”

    形容不出来。本报记者后来在视频里看到了那个瞬间：镜头切换到大卫和维多利亚的面部特写，两秒钟。大卫的脸上没有笑容，他鼓掌的节奏比周围人慢了半拍，像是一个人在跟着一首听不见的歌打拍子。维多利亚的下颚微微收紧了。她在微笑，但那是一种没有到达眼睛的微笑。

    阿尔菲没有看他们。

    典礼结束大约一小时后，一位酒店工作人员向本报透露了一个细节：“我看到阿尔菲先生一个人回到酒店，手里拿着一个包，里面大概是那个奖杯。他没有走正门，是从侧门进来的。他问我‘有没有泡面’，我告诉他餐厅已经关了，但前台有一些杯面。”

    “他就拿着一杯泡面上了楼。”

    第二天早上，清洁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那只空杯子——摆在床头柜上，旁边放着那座金球奖。奖杯被端正地放着，底座和茶几表面平行，没有任何偏移，像是有人特意调整过角度。

    床头柜只有一件多余的东西。那杯面。

    那一夜，那个握着金球奖的男人，吃了一杯泡面。他没有把它放在地上，没有丢进垃圾桶，就是摆在床头柜上，和那座无数人终其一生追逐的金色奖杯并列。

    清洁工没有把它扔掉，但后来也不记得它去了哪。

    没有人知道那杯泡面是他自己吃的，还是只是摆在那里，和一个奖杯作伴。

    本报试图联系阿尔菲·贝克汉姆就此置评，但他的经纪人在截稿前未作出回应。不过，我们从一个不可能被公开承认的渠道获得了一条信息，那或许是这个故事里最轻的一句：他没有要求换房间，也没有任何投诉。那晚他睡得不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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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退役生活：

    你退役后的第三天，飞回了都灵。

    不是因为你约好了谁，而是因为你名下多了一座小农庄——在都灵东南方向的山丘上，开车四十分钟，种着两公顷的葡萄。你是在尤文图斯最后一个赛季买下的，当时只是想要一个周末能安静待着的地方。现在它是你的全部。

    农庄的石头房子有两百年历史，墙壁厚得手机信号都穿不透。

    你花了一个月清理院子里的杂草，把坍塌的葡萄架重新立起来。你买了几本关于葡萄栽培的书，全是意大利语的，你读得很慢，但每个词都查了字典。

    邻居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，叫皮耶罗（不是那位球员），瘦得像一根竹竿，手指关节粗大。他看到你在葡萄园里笨手笨脚的样子，站在篱笆那边笑了十分钟。

    “英国人，你会把葡萄气死的。”皮耶罗用方言说。你没完全听懂，但你猜出了大概。

    第一年你只收了不到三百公斤葡萄。皮耶罗帮你联系了镇上一个小酒窖，把葡萄酿成了酒。拿到酒的那天，你开了一瓶。酒液是深红色的，在杯子里转圈。你喝了一口——酸，涩，带着一股泥土味。不难喝，但也不像超市里卖的那些。皮耶罗喝了一口，咂了咂嘴。“还行。”他说。你笑了。

    第二年，你的葡萄收成翻了一倍。酒窖的人开始认识你了——不是因为你是阿尔菲·贝克汉姆，而是因为你是“那个山上的英国人”。你学会了大半方言，在市场上摆摊卖自己的酒，站一整个上午，卖出二十几瓶。一个老太太买了三瓶，问你“你长得好像那个踢球的”，你说“很多人都这么说”。

    第三年，马丁来了。他退休了，从格拉斯哥飞过来，拖着行李箱站在农庄门口，跟你说：“我来住两周。”他住了两个月。每天早上帮你修葡萄架，下午坐在院子里看书，晚上跟你喝酒。你们不怎么说话，但那种安静让你舒服。

    “阿尔菲，”马丁有一天晚上喝了两杯酒后说，“你以前踢球的时候，从来不笑。你现在笑了。”你摸了摸自己的脸。“有吗？”“有。”你说那是因为酒，马丁说不是。

    第四年，你的酒开始有名字了。你叫它“TRE”——意大利语的“三”，也是你小时候在多特蒙德的号码。你不想叫什么“贝克汉姆珍藏”，你只想让人记住酒本身。皮耶罗说你这名字太怪了，没人会买。结果第一批发售的两千瓶在两周内卖光了。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酒真的好。

    第五年，弗朗西斯卡来了。她辞了尤文图斯队医的工作，来农庄找你。你说“你疯了”，她说“也许”。你们在石头房子里住下了。她负责种菜、养鸡、做奶酪，你负责葡萄园。你们分工明确，吵架的时候也会摔门，但吵完之后她会在厨房给你留一盘千层面。

    你四十二岁的时候，接到一个电话。是马特奥——那个你教过传中的少年，他二十五岁了，在尤文图斯踢了五年主力，现在已经转会去了国际米兰。他在电话那头说：“阿尔菲，我要结婚了。你能来吗？”

    你去了。婚礼在科莫湖边的一个别墅里。你穿着白色衬衫，坐在最后一排。马特奥的新娘是个金发的意大利姑娘，笑起来很大声。马特奥在台上致辞的时候，突然提到了你：“阿尔菲·贝克汉姆，他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告诉我，你不需要成为别人，只需要成为你自己。我一直记得。”

    全场的目光转向你。你低下头，摆了摆手。

    你五十岁的时候，大卫·贝克汉姆出了一本自传。他在书里用了一整章写你。标题是“阿尔菲，我的儿子”。你从网上看到了节选，没有买书。你站在都灵的农庄里，手里拿着一瓶自己的酒，看着远处的阿尔卑斯山。

    维多利亚在采访里被问到关于你的问题。她说：“阿尔菲很好。他过着他想要的生活。我们为他骄傲。”你在手机上看那段采访的时候，正在剪葡萄。你停下来，把剪子放在地上，看了三十秒。然后你继续剪。

    你五十五岁的时候，英格兰足总邀请你参加世界杯夺冠二十周年纪念活动。你拒绝了。他们又打了一次电话，你拒绝了。第三次，是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打来的，声音很紧张：“贝克汉姆先生，我们只是——球迷们很想见你。就几分钟。”

    你去了。你穿着深蓝色的西装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站在温布利的球场中央。全场九万人起立鼓掌。你举起手，挥了一下。

    你在台上站了三分钟，然后下来了。你拒绝接受采访，拒绝参加晚宴，自己开车回了酒店。酒店离温布利不远，但你绕了一段路，经过了你小时候住过的街区。那栋房子还在，花园里的树长高了很多。

    你六十五岁的时候，马丁去世了。你飞到格拉斯哥，参加了一个很小的葬礼。马丁没有家人，只有几个老朋友和几个以前的球员。你站在墓地里，把一瓶你自己的酒放在墓碑前。“TRE”，你蹲下来，说了一句“还行”。

    你七十岁的时候，你的朋友问你想不想回伦敦看看。你说不想。他没有追问。你们坐在农庄的院子里，葡萄熟了，空气里全是甜味。

    你拿起手机——你已经不太会用手机了，找了半天才翻到相册。你看到一张照片：你二十几岁的时候，站在安联球场的草皮上，手里举着欧冠奖杯，身上全是香槟。你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
    “那时候头发真多。”你说。你的朋友笑出了声。

    晚上，你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杯酒。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还是老样子，雪线比几十年前高了一些。你把酒喝完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